雁阵模式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其实这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亚洲各国通过产业转移，形成了有梯度的产业分级，各自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
日本位于顶端，四小龙位于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位于第三梯队。
这样的分类，其实带有一些日本优越感的意味，那就是一亿日本人是亚洲的顶端，接下来是九千万韩国人，香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
最底层是总人口合计接近20亿的中国大陆+东南亚。
可以说这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亚洲，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日本人通过把中低端产业转移，大量的日资工厂遍布东亚和东南亚各地，既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为日本服务，同时还获取了当地的广阔市场，而一亿日本人，总人口不过东亚+东南亚的5%，完全可以集体过上顶层的生活。
这是日本人在二战未完成的理想的延续。
当然，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变数，这个雁阵里面，中国大陆这只大雁的体量比其他所有大雁加起来还要大，所以这个日本领先的雁阵模式注定不能持久。
而今在军工武器，超级电网，移动通信设备，智能手机，高速铁路，民航客机，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很多领域，中国才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头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你都会发现，中国在领头的产业在越来越多。
而这个趋势从长期来看，可以说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除了打破国家间的雁阵模式之外，还可以关注下中国内部的雁阵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中国实在太大了，2018年底13.95亿人，分布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
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实在是个大难题。
和设想的东部沿海人力成本等各种成本上升后，中国产业自然的向中西部转移不同，中国内部的产业转移实际上很难，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到2019年，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全领域大规模的进行。
中国一流公司的总部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为首的沿海地区
实事求是的说，目前北上广深处于中国雁阵的领头位置，2018年底这四个城市加起来接近7400万人。这里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先进产业的聚集地。
以2018年的财富世界五百强为例，国内各大城市拥有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数量：
接下来就很有戏剧性了，还拥有世界五百强总部的中国城市有22个，其中3个在台湾，19个在中国大陆，它们都只拥有1家城市的总部。
邹城，郑州，长治，长春，张家港，阳泉，邢台，新竹，武汉，天津，桃园，苏州，石家庄，青岛，南京，晋城，济南，贵溪，高雄，大同，滨州，鞍山。
我们把沿海省份除开，看下位于内地省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干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河北其实也靠海，只不过我们先算作内陆省份。
内地省份拥有的14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除了吉林和湖北各有一家汽车公司撑门面之外，其他12家全部是能源开发和矿产企业，都不是制造业企业。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沿海省份，我国的沿海省份，一直被少数几个先进省份代表了，其实有的沿海省份，由于在竞争中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因此显得在“沿海省份”中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或者换句话说，总觉得这些省份的名字和沿海省份四个字没有那么搭。
这里面和制造业相关的，有鞍山钢铁，青岛海尔，魏桥铝业三家，而这三家都是传统制造业范畴，其中鞍钢和魏桥都是传统重工业，其他6家都是能源地产企业。
好了，范围越来越小了，我们再看江苏省和浙江省，这两个肯定是富裕省份了，
两省一市总共有6家，我们可以看到，到江苏和浙江这个级别，明显五百强的成色发生了变化：
各个产业的分布明显均衡多了，资源开发和矿产类企业没有了，民营企业的数量也显著的多了起来，当然，作为沿海城市，天津多少有点尴尬。
然而跟一线城市比起来，还是显得逊色很多，北京的53家世界五百强总部就不用说了，这里集聚了大量的超一流人才，实际上，国内有的声音说，中国只有北京才是超一线城市，我们先不说这样有没有道理，但是有一个数据我们是要知道，那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工作的数量是最多的，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城市。
2019年1月29日，财新网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叫做《清华北大毕业生留京率连跌五年》，清北两校毕业生留京率自2013年以来呈持续下跌趋势。
但是一直到2018年，根据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公布的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在2018年所有签订三方协议就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中，选择留京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39.47%，低于2017年的41.68%，数字首次跌破40%关口；而清华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留京率分别是17.3%、39.9%、49.7%。
大量的一流高校学生毕业留京，造成了在北京工作的竞争激烈，以两个月前中石化官网公布的总部机关2019年度毕业生拟录用及递补人选名单为例，这份名单总共有45个人选，含递补5人，其中清华大学12人，北京大学27人，海归6人，也就是全部是清华+北大+海归，分学历看，博士研究生18人，硕士研究生27人。
在上一篇文章里面，相信大家还记得全国44家2018年985高校毕业生雇佣大户，这些企业有很多并不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因此可以看成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数据，这些全国985高校的一流学生选择就业最多的企业，有多少是总部在北京呢？有23家。
在北京，极高的智力资源聚集度，导致最顶尖部分的竞争过于惨烈，即使是清华北大毕业，也不会感到轻松，而会感受到高强度竞争带来的痛苦。和通常认为在北京很容易就能上985高校不同，由于在北京工作的位于顶端的一流和超一流人才数量庞大，即使你和你老婆都是985毕业生，你们都在北京不错的单位工作，但是北京“精英家长”“学霸家长”，以及“不错的单位”数量庞大，因此和你们竞争的，是大量和自己智力和能力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其他同样毕业于985和211高校精英家长，因此比拼孩子的教育会非常累，大家都会维持对买房，子女教育的竞赛式的投入，否则就会落后。
你在北京给孩子买学位房的时候，和你竞争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对双双毕业于985高校的夫妻，他们的能力不一定会比你差，激烈竞争下学位房的价格会居高不下。
一直到今天，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里面，北京的户口仍然是最难拿到的，而没有户口意味着从住房，汽车，孩子教育等一系列生活行为都会受到限制。
从2013年开始，中国最好高校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就业选择留京的人数连续五年不断下降，在侧面也说明了竞争的激烈度。
我当时毕业之后就没有留在北京，我毕业的时候，当年北京有的国有单位，仅仅开出1500元一个月的月薪招收985毕业生，理由是可以解决户口，我记得当时在学校外面租个单间也得900元一个月，这让人怎么生活呢？我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留在了北京，时至今日回头看，我觉得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之后我到了深圳，和大四在北京找工作感受到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北京投简历，但凡是名字看起来还过得去的单位，比如科研院所，比如国字头企业，比如央企，比如北京某某所，比如北京地方国企，比如外企，即使待遇不怎么好的，你去面试都会发现一堆名校学生，拿奖学金的，有很牛实习经历的各种人都有….
每次面试完，我都感觉世界有点灰暗，为什么这么一个连我都觉得即使拿到了offer也没有觉得很开心的岗位，一个我觉得其实除了名号听起来还可以，待遇其实也不怎么样的单位，也有那么多牛人学霸来竞争呢？就不能放过我吗？
而到深圳，这种感觉就非常不一样了，大把的制造业企业，而且都是A股上市公司，你去面试一看，包括入职之后，你会发现不只是身边的同事，还有你日常打交道的客户，还有供应商，大把大把非211高校，二本院校，大专毕业生….
我在深圳面试的时候，上市制造业公司，一看我的简历和专业，基本上就确定要我了，什么一面，二面，群面，终面我统统没遇到，部门经理就打了个电话介绍了下待遇就完了，以至于我后来在跳槽面试中，才体会到多轮面试的感觉。
实际上在我公司里面认识的同事，还有从流水线的普工做起来的高级销售经理，而他只是中专学历。还有的部门经理也是80后，中专毕业，手下管理一个大团队，他要是在北京，连公司门槛都进不去。
和在北京面试的时候，用人单位说给你解决户口感觉像是天大的福利和恩赐，要借此压低给你的薪资待遇不一样，当时深圳这边的企业，基本上只要本科毕业工作半年到一年就可以把户口迁到深圳，没有企业会把户口看成是福利，也不会因此而压低工资待遇。
深圳户口是如此容易获得，以至于我在工作一年后，都懒得迁户口，一直到五年多以后才把户口迁到深圳。这要是在北京，肯定不敢拖这么久。
当然了，以上是十几年前的情况，现在深圳的竞争也日渐激烈了起来，不过我认为仍然比北京低一个烈度。
直到现在，我也接到过私信，问我要不要去北京发展，说喜欢大城市，我该怎么说呢？
别的不说，就拿户口为例子吧，2018年今年申报北京积分落户的124657名申请人，按照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关于落户规模统筹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和人口调控目标的要求，经北京市政府研究决定，2018年北京市确定的积分落户规模为6000人，对应的最低分值为90.75分，按照同分同落原则，实际公示名单共6019人，只占不到申请人总数的5%，其中获得户口最年轻的31岁，年纪最大的58岁。
看了多少让我有点感慨，最年轻的31岁，这要是孩子生的太早，在北京都上不了学，只能不断推迟生育年龄。
就深圳来说，至少拿个户口根本不是事儿，本科生在深圳落户还要奖励几万元人民币到你卡上。现在的北京，即使对于年轻的精英分子，都显得竞争过于残酷激烈，然而为什么仍然大把的一流和超一流人才选择留在那里？无它，因为产业和工作机会大量集聚在北京。
我们再看上海和深圳，上海7家：
上海汽车，宝武钢铁，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浦东发展银行，绿地控股，中远海运
深圳7家：
平安保险，华为投资控股，正威国际，招商银行，腾讯，万科，恒大
没错，虽然我们一般认为恒大是广州的企业。但是它的总部的确在深圳。
上海和深圳，世界五百强代表企业分布也都比较均匀，上海有物流，金融，房地产，钢铁，汽车；深圳有保险，房地产，电子科技，互联网，金融。仅仅从产业分布上来看，深圳似乎比上海还要更新一点，主要体现在华为和腾讯为代表的ICT产业。
当然了，五百强只是代表企业，
上海以上汽为代表的汽车工业，以中国商飞为代表的民用航空工业，以宝武集团为代表的钢铁工业，以及以华虹集团，中芯国际上海厂，台积电上海厂为代表的集成电路制造等，上海在制造业方面仍然将在长时间领跑全国。
最后是广州，确切的说是广州+佛山：美的集团，广汽集团，雪松控股，碧桂园，南方电网，这五家企业里面，有四家都很熟悉，分别来自电力，房地产，汽车和家电。
雪松控股是一家民营企业，这家企业也很有意思，是中国乃至世界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巨头企业之一，大宗商品的控制权，不只是对一个企业，一个产业很重要，可以说对一个国家也很重要，这个在后面的文章里面再介绍。
从上面的五百强企业总部的分布，我们可以大概的可以看出什么呢？
中国最好的企业，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为首的沿海地区，2018年中国12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除开香港+台湾的17家，中国大陆总共103家企业里面，北上广深占了72家，如果再加上杭州就是75家。
除此之外的28家企业里面，除开资源开发和房地产之外，就看纯制造业企业只有6家：青岛海尔，魏桥铝业，一汽，东风汽车，江苏沙钢，鞍钢，除了汽车还可以走向电动化换发第二春之外，都是传统制造业。
他们零星的分布在6个不同的城市，有3个也是在沿海地区。
如果说世界五百强企业，规模太大了，五百强不一定是好企业，有的五百强企业待遇并不好。
比如我们最经常开玩笑的，我在世界五百强的富士康工作，我在世界五百强的麦当劳工作。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2018年985高校毕业生的44个雇佣大户，我国一流毕业生选择这些企业，无非是因为他们待遇好，或者有个人发展空间，或者有名企光环，总之他们相对比较出类拔萃。
这44家企业里面，总部在北京的有23家，深圳9家，上海1家，广州5家，武汉1家，成都1家，杭州3家，长春1家。44家里面有38家总部在北上广深，加上杭州就是41家，位于内地的只有3家。
当然在这份榜单里面，我们发现总部在上海的企业明显的偏少，但是不用担心，我之前写过一篇中国中高端产业分布，同时几乎所有的国内中高端产业的公司，都会在上海设立分公司，而且是主要运营地点之一。同时上海是大量外企的大中华区总部所在地，这些企业每一家雇佣人数不多，但是提供了不少中高端岗位。
以上的观察，只是两个维度，并不全面，比如世界五百强，我国台湾地区也有9家企业，而其中富士康的大陆运营重心，已经从深圳转移到了郑州；再比如台积电，大陆的运营重心现在在南京。
中国内部大规模向中西部全产业转移成功案例并不多
前面说了目前先进产业和工作机会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为首的沿海地区，接下来进一步，产业从沿海到内地的大规模转移并没有发生。
产业转移，如果说一定要举出例子，那么可能只有两个大案例+一个小案例。
两个大案例是什么呢？
一个是富士康的重心从深圳北移到郑州，郑州富士康从2010年开始建设，2012年形成规模，人数维持在20万人以上，到2018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生产了全球一半的苹果手机。
2018年河南省的手机产量仅次于广东省，位居全国第二位。
目前富士康事实上处于郑州和深圳双制造中心的状态。
一个是重庆，黄奇帆主政重庆期间，大规模的促成了沿海消费电子制造业转移到重庆，重庆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重庆从2008-2009年开始启动笔记本电脑招商项目，和一般的路径不同，黄奇帆采取集群招商的做法，不只是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纬创六大代工厂家，同时把惠普，宏棋等品牌厂家以及上游供应链全部集成到了重庆。实际上，按照重庆市的统计，在重庆制造的笔记本，超过80%的零部件都在重庆制造。
这样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把电子制造的产值留在本地。
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重庆就一举跃居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从2014年开始一直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
2017年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40%左右。
除此之外，不只是笔记本电脑，重庆还吸引了国内品牌厂家OPPO, VIVO在重庆建设智能手机工厂，2018年全国各省市手机产量，广东省8.08亿台，河南省2.06亿台，重庆市1.89亿台。而其他所有省市均没有超过1亿台。
在重庆制造的基础产业，在近几年长安汽车为首的汽车业，以及摩托车制造产业发展不利的情况下，重庆非常幸运的凭借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保持了经济上的连续增长。
如果没有电子信息产业，那么重庆工业发展可以说有点岌岌可危。
以上两个大案例，一个笔记本电脑制造，一个苹果手机制造，可以说是仅有的产业重心发生转移的案例了。什么是产业重心发生转移呢？那就是真正的运营重点和中心转移到了内地省份。
但是应该指出，即使这两个最为明显的产业转移案例，仍然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
郑州虽然迎来了富士康，但是手机产量在2018年仍然只有广东的四分之一，其原因是，只是苹果手机的制造重心从深圳转移到了郑州，而如果看所有品牌，华为，小米，OPPO, VIVO，广东省仍然是最主要的制造中心。
即使是富士康，至今在深圳龙华仍有庞大的工厂进行制造业务，实际上深圳仍然是富士康全国最大的两个制造基地之一。
另外说一件小事情，如果单看在智能手机制造工厂上班的普通的薪资，在东莞的OPPO, VIVO，华为自有工厂上班的普工的薪资，是高于在深圳富士康和郑州富士康上班的普工的薪资的。
重庆市尽管在黄奇帆的领导下，创造了笔记本制造产业转移奇迹，但是全球70%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在中国制造，即使重庆占据了接近40%，仍然有大约30%是在中国的沿海省份制造生产。
两个大案例之后，还有一个小案例，这个小是相对规模较小，但是也是非常成功：那就是安徽合肥的家电制造业，
从21世纪初以来，合肥连续十几年持之以恒的引进家电制造业，采取和重庆类似的策略，除了把知名家电品牌引进之外，也大量的引进配套的上游零部件企业，到了2017年，合肥已拥有4个国外品牌和12个中国名牌，他们是惠而浦、三洋、海尔、美的、格力、TCL、长虹、美菱、荣事达、帝度、晶弘、尊贵、欧力、华凌、惠科、万和，他们都实现了在合肥的生产制造。
2017年，全市家电“四大件”产量达7142万台，占全国的13.9%。2018年1-8月，合肥家电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家电“四大件”总产量4255.1万台，增长12.9%，继续位列全国城市首位。
下图是2018年的合肥制造业30强企业排行榜，我们可以看到前5位有4家是家电相关，分别是联宝，美的，格力，美菱。
当然我们也知道，美的，格力，海尔等国内龙头，运营和制造重心依然在沿海，即使现在家电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在广阔的内地地区，只有合肥这样的单点实现了产业承接。
之所以和郑州，重庆相比，把合肥列为“小案例”，是因为合肥的家电制造产量虽然是全国第一，但是份额上只占13%左右，这个产业转移的规模还是比不上重庆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和郑州的苹果手机制造。
中国的沿海城市，即使在人均GDP已经在逼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对最低端的电子制造业仍然有牢牢的掌控，2018年东莞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深圳GDP 2.8万美元。
上海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但是他们仍然对低端制造业有超强的吸引力。
2018年在中国网络上流传的比较火热的视频《火箭村里的年轻人》，讲的就是上海昌硕公司的苹果手机代工的普通员工的事情。
没错，即使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仍然有大量的代工制造业。内地省份，在争抢产业转移方面，几乎没有“产业和运营重心完全的转移到内地”的案例，可以说重庆的笔记本制造，是唯一的最成功的案例了。
而对于绝大部分的内地地区，能够争取的极限，就是总部在北上广深杭的大公司，把一部分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设置在本省，当然了这些公司的运营重心仍然是在北上广深为首的沿海省份。
以内地目前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城市成都为例，即使是成都这样的城市，在争取外来企业落地的时候，也展现出了极低的姿态，一个成都投资数亿元人民币给锤子手机已经是广为流传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19年2月爆出了大规模裁员，甚至产生破产传闻的互联网企业人人车。
而仅仅在2019年1月，人人车的CEO还在感谢成都市金牛区提供了40亿人民币的资金支持，因此投桃报李在成都建设人人车第二总部。
这样的新闻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实，即使是内地人口，资金，大学，产业资源最为雄厚的大城市之一的成都市，在和一线城市争夺成熟产业资源也处于劣势地位，即使人人车，锤子科技这样的企业，也要不惜代价去争取。
当然我认为，成都这样做的方向是没有错的，智能终端和互联网产业，都是以后发展的大方向，虽然选择了大方向里面的弱势企业导致了损失，还需要进步和学习，但是这样的决心和意志是没有问题的。总比习惯性的把钱拿来开发房地产要好。
产业转移到内地为什么这么难，原因是什么？
对于企业来说，普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金供给，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税收八个要素，内地省份除了普通劳动力成本稍微低于沿海以外，其他七项可以说都不占优势或者说处于劣势。廉价的土地，沿海地区一样可以提供。
唯一占优势的普通劳动力成本，也由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化，高铁的快速运输工具的普及，劳动力流动非常容易，因此全国普通劳动力成本差距注定不会很大。
当年大陆普通劳动力成本只有港台，日本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情况，这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一个同事，他1990年刚毕业头几年的时候，月薪只有大概100元人民币左右，而公司台湾籍工程师的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是他的100倍。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快速透明化，我经常关注国内各个产业公司的贴吧，上面是大批中国基层普通员工的交流园地，年轻的90后，95后员工们，会互相询问其他城市类似工作的薪资是多少钱，单身没有家庭牵挂的年轻人，一旦打听到某个城市的薪资比自己所在城市要高，往往下一个星期就会发现他在贴吧的留言，说我已经换了城市工作了。
在这八个要素中，内地大城市要想获得沿海龙头企业的产业转移，那么必须做到某一两个要素显著的优于沿海地区，同时不能有明显的短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你的条件和该企业现在所在地方差不多，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有转移的动力，要想挖墙脚，就必须在某些方面比现任做的明显要好，而且是要好一大截。
内地省份引进沿海先进产业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八要素中，有没有哪个是比较容易做到明显优于沿海呢？
我们再看一下：普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金供给，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税收。
非常显然，这里面普通劳动力成本会有一定优势，同时内地的大城市在资金和高级智力资源不一定输给沿海，甚至可能优于沿海地区，如果再加上在产业链和物流方面使劲形成集群化，只要集中火力，是可以做到在某个产业的投入和优惠显著的高于沿海地区的。
下面我们看三个内地城市引进先进产业的例子，下图是京东方的液晶和OLED显示面板工厂的全国分布，在北京以外，合肥，武汉，成都+绵阳，重庆都有规模巨大的工厂，甚至制造规模能够超过北京。这背后的原因，是显示面板工厂投资金额惊人，动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能够提供资金的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工厂投资机会。
2015年6月，黄奇帆在讲重庆市引进京东方显示面板产业的时候，提到之所以想引进液晶面板产线，主要是要和重庆市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配套，形成集群产业链。
但是一条8.5代的液晶面板产线需要300多亿人民币，京东方显然是没有这么多钱的，因此重庆市找了六七家重庆的国有企业，总共出资210亿人民币认购了100亿股京东方增发的股票，同时银行再贷款120亿人民币，共计330亿人民币。
项目2014年3月开工，2015年4月完工，由于京东方股票价格上涨，重庆市认购的京东方股票从2.1元涨到了4.6元一股，不仅收回了210亿人民币的投资，反而净赚了250亿人民币。同时重庆市政府成立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再动员这六七家出资的国企把赚来的250亿人民币投入进去，同时还吸引了16个国内比较重要的投资者，比如说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保基金会，还有各种金融机构等，基金共计800亿，促进重庆市产业发展。对于京东方来说，由于下游的笔记本电脑制造的客户就在重庆，在重庆设厂也降低了供应和物流成本。
所以重庆是在资金+产业链聚集方面下了功夫。重庆隔壁的成都也是类似，京东方在成都和绵阳的两条OLED线，投资都是465亿人民币，加起来就是接近1000亿人民币。
成都+绵阳通过提供资金的形式，同时成都本地也有戴尔电脑+富士康+纬创+业成+联想这样的工业企业，纬创和富士康类似，是台资代工厂，从事笔记本电脑制造比较多，业成是台资电子零部件厂家。
实际上戴尔电脑，富士康两家企业都是2018年的成都制造业十强企业，联想，业成，纬创也在成都制造业25强的行列，这意味着在本地已经有比较不错的产业链。
成都也是提供资金+产业链集聚，也对京东方产生了很好的吸引力，京东方2018年开始大规模量产OLED显示面板，就是在成都工厂完成。
另外的例子是中国最大的自主品牌企业吉利汽车，其在成都，湖南湘潭，陕西宝鸡，贵州贵阳，黑龙江大庆，河北张家口都有制造基地，当然其主要的制造基地仍然在浙江省，同时研发中心在浙江和上海。
这里面最为知名的，就是大庆市引进吉利的五年半30亿人民币豪赌。
2009年前后，吉利在寻求收购全球知名汽车品牌沃尔沃轿车。不过2009年的吉利资金并不多，融资是完成对沃尔沃收购的巨大阻力，即使作为知名民营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来筹集资金仍然困难重重，他们转而将希望放到了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上。吉利先后与全国60多个城市的地方政府进行了洽谈。这样的过程并不顺利，与北京、广州等城市的洽谈都接连碰壁。 而2009年的大庆，原油产量自1997年以来连续多年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45.5亿元。在金融危机+原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大庆也在寻找着产业机构调整的机会。李书福需要的30亿元，超过了当年大庆财政收入的1/5。
后来担任大庆国家高新区汽车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主任回忆。
投资方案一下来，大庆市政府就紧急开会进行讨论。“我们请了北京多家调研机构的一批专家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影响力、科技含量还是未来的市场发展，对大庆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试的项目。”由此，大庆政府正式拍板，接下沃尔沃项目。
2009年末，大庆市国资平台以入股的形式提供了30亿的资金。12月22日收购的第一轮注资完成，大庆和吉利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期限为5年加上180天的宽限期，也就是刚好五年半。在大庆的30亿的支持下，李书福的收购沃尔沃计划才得以最终实现。吉利也投桃报李在大庆市创建了沃尔沃汽车工厂。
2010年8月2日，吉利和沃尔沃的交割完成，2011年2月25日，沃尔沃方面宣布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大庆与成都创建两个整车生产基地。到2015年，大庆市投资吉利的30亿人民币全部返还，同时大庆市沃尔沃工厂在2014年投产，大庆国资平台也依照约定2016年从股权退出。
2017年，大庆沃尔沃工厂已经是年产汽车5万多辆、员工总数2800人、创造了14亿人民币以上税收。而在大庆，缴税能过亿就已经是很大的重点税源了。
从重庆+成都京东方和大庆沃尔沃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处于高速扩张和发展期的企业来说，缺乏资金是常态，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或者说本来可以发展壮大的企业，无奈的被资金这个拦路虎挡住，延缓了企业的发展。
而帮助优秀企业解决了这个最大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回报。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帮助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实现其顺利的在本地落地，产业链和物流，以及高级智力资源仍然是两个不可忽略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京东方之所以非常痛快的答应在重庆和成都+绵阳落地，是因为成渝两地本来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笔记本制造的零部件供应商，品牌商和代工厂，同时成都和重庆高校资源丰富，城市本身也对高级智力资源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也就是成渝在产业链聚集和高级智力资源方面本身具备一定的能力。
我们以大庆沃尔沃项目为例，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吉利在大庆创建沃尔沃工厂的最大难点是“一家零部件公司都没有”。大庆沃尔沃的副总经理吕乐扬是跟随沃尔沃来到大庆的第一批筹建者之一，经历了从前期考察到落地建厂再到顺利投产的完整过程。
2011年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大庆竟然“没有零部件公司，一家也没有。我们唯一看到的只有一家拖拉机厂。” “都2011年了，怎么着也得有个几家吧。”所有的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南方的供应商那里采购和运输到大庆。2014年下半年，大庆沃尔沃正式投产，同时为了解决供应链的问题，大庆市开始引入第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2016年8月24日，与沃尔沃工厂仅一路之隔，大庆延锋江森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汽车座椅项目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
2017年。大庆沃尔沃工厂专注于S90生产，产量开始大幅度增加。官方数据显示，大庆沃尔沃工厂2017年生产S90约5.3万辆。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庆工厂仍然面临供应链的问题，2018年大庆沃尔沃工厂的供应商中，在大庆当地的也仅有两三家，“比例非常低”。
无论是零部件运进来，还是整车运出去，成本还是相对较高，而对于不同零件供应商，一般八万辆到十万辆是一个平衡点。在达到这个产能之前，想要吸引更多的供应商仍然是个问题。
为了降低产业链物流成本，在目前本地供应商不多的情况下，大庆市直接拿钱补贴物流运输，黑龙江省有个去欧洲的物流专线，大庆借这个物流专线的开通，沃尔沃实现了产品直接辐射整个欧洲，原先海运2个月左右能到，走铁路只需要20天。大庆市政府通过给铁路补贴来获取这个铁路运输的优势，这就是大庆创造出来的优势。
大庆沃尔沃项目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高级智力资源的问题，为了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汽车产业人才，大庆沃尔沃在2012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回家计划”，号召分散在全国汽车行业中的大庆人、黑龙江人甚至东北人回家工作。
“以前家里没有条件，现在我们有主机厂了，产能也够，回家来更稳定。”2018年沃尔沃工厂中8%~10%的管理层是通过“回家计划”找到的，大庆沃尔沃方面也表示，随着产能的继续提升，该计划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强。
尽管如此，大庆沃尔沃仍然面临留人的问题，如果在公司做的不开心，人要走，怎么留？
不管是沃尔沃，还是大庆市政府，乃至于黑龙江省政府，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目前采取的是政企联动的方式，除了企业做好员工职业规划，大庆市政府更是******对高级汽车人才的补贴，直接提供住房、人才津贴、安排就学。
“我们前期拿出130套住房，90平方米~180平方米，只要在大庆沃尔沃工作五年以上，我们就白送一套。”
同时，大庆市政府寻求培养本地人才，学校和沃尔沃合作开设相关专业，提供稳定的人才供给。在2018年的沃尔沃工厂中，总共有2800名员工，但是如果分开看，从事基础岗位的普通工人，91%是黑龙江户口；而对于面向全国招聘与积累的管理岗位，还只有10%是本地人。
打造自己的领先产业是内地赶超沿海的必由之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制药业等新兴产业是内地省份发展的历史机遇。
大庆引进沃尔沃，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引进京东方，看起来都是巨大的成功，当然确实也是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样的成功，只不过是追随者中跑的比较快，跟的比较好的例子。
只是跟着别人跑，是永远无法实现赶超的，也意味着永远在中国雁阵中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
已经在沿海地区扎根的龙头大企业，把总部和运营中心完全转移到内地城市，这样的例子也许会有，但是一定是十中无一，甚至百中无一。
就产业来看，如本文所述，只有重庆的笔记本制造产业算是仅有的重心转移到内地的例子，即使这样沿海仍然保留了大量的笔记本电脑制造。
我们以京东方为例子，这家总部在北京的企业，尽快其制造业基地已经遍布全国，而且OLED的生产现在主要集中在成都，但是总部和运营中心仍然在北京。
我们以2019年的京东方校招为例子，除开全国各地工厂需要的各种工程，供应链，品质工程师，看研发类这样的高端岗位，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京，
例如端口器件10个岗位有4个在北京，智慧物联5个岗位有3个在北京，智慧医工2个岗位都在北京，集团技术中心8个岗位全部都在北京。
其他与集团总部运营相关的岗位就更不用说了。
内地几个高级智力资源不错的大城市，因此成都，武汉，西安等少数内地城市，在引进研发中心方面也有不错的表现，不少企业在这几个城市创建了研发中心。
最为典型的华为和中兴都在上述城市有研究所，但是实事求是的说，都无法替代华为中兴深圳总部研发中心的地位。
要用十年的耐性，在新兴领域培育本地的龙头企业，实现逆转和赶超，打破雁阵的宿命。
如果内地大城市的目光总是放在如何引进沿海大企业的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制造基地的规模超过沿海总部，同时成为第二研发中心。
能够做到这点，应该说就非常不错了。
但是光是这样是永远无法打破雁阵的，唯有培育自己的产业才会实现领先。
原因并不复杂，在企业的八个要素中：
普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金成本，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和税收。这其中产业链集聚和高级智力资源别人最难复制，而且是产业先行地会占有绝对的先发优势。
全球在各种喜庆时刻燃放的烟花，大部分是中国制造，而中国最大的烟花生产基地并不在沿海地区，而是在湖南省浏阳市，得益于开展大规模的烟花研发和生产比较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根据长沙海关统计，2018年湖南出口烟花爆竹21.7万吨，同比增加16.5%，出口额32.7亿元，增长20.8%，出口量值均创下历史新高。
湖南烟花出口量占全国烟花爆竹出口的57.3%。而其中浏阳所在的长沙市出口烟花爆竹19.7万吨，占同期湖南省烟花爆竹出口总量的90.9%
浏阳市，以及周边的几个县市，以及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以至于处于这个处于内地的地区，成为了全球领先的无可替代的烟花产业设计研发和制造基地。
实际上，国际烟花协会的总部就设置在浏阳。
非常显然，打造出了自己的领先产业，就意味着在从事该产业的高级智力资源，以及上下游产业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可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沿海地区在烟花研发生产制造方面赶超浏阳的趋势。原因为浏阳已经占据了产业链聚集，以及烟花研发制造高级人才资源的先发优势。
除了湖南浏阳，这方面也有不少其他的的案例，一个就是同样位于沿海的新一线城市杭州，在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之外，成功的培育出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今天杭州可以说在电商和安防方面处于全国领先位置，也极大的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
一个是武汉新芯公司，长江存储落户在武汉，并不是偶然的，该公司是基于武汉新芯公司成立。而武汉市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下决心进军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产物。
武汉新芯从2006年成立开始遇到了重重困难，成立之初本来是想做DRAM，没错，中国早在13年前就开始试图进军DRAM领域了，但是成立之初就遇到了DRAM的价格低谷周期，不得不放弃DRAM的生产。
2008年9月新芯开始为美国Spansion（飞索半导体）生产NAND Flash 闪存，然而好景不长，飞索半导体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业绩一路下滑，到2010年武汉新芯订单数量急剧下降。不得不寻求出售，台湾台积电，美国美光，豪威都成为潜在的合资对象，
但是由于国内业界的呼吁，以及武汉市政府坚持自主的原则，最终放弃了合资计划，每次我看到这里，总是想为武汉政府点个赞。
2011年，在武汉政府安排下，中芯国际最终作为武汉新芯的合资对象，计划中芯国际投资10亿美元，把新芯变成中芯国际的控股子公司，但是中芯国际2011年的营收只有13.2亿美元，比上一年大幅下滑15.14%，净利润为大幅亏损2.47亿美元，比上一年大幅下滑19.8倍，由于中芯国际本身的业绩也并不好，因此该计划没有完成，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了武汉新芯业务。
武汉新芯2013年之后导入了兆易创新的NOR FLASH业务，为兆易创新提供制造服务。
之后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成立，2016年，在紫光集团收购武汉新芯多数股权后，7月26日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实际上长江存储就是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成立。
从2006年—2016年，武汉市坚持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迎来了NAND FLASH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并且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大规模量产NAND FLASH的城市，这背后就是持续10年的对武汉新芯的投入和坚持。
毫无疑问，武汉市在存储器制造方面将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领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而这是湖北和武汉提前的投入和坚持的结果。
同样的还有合肥长鑫存储，2016年5月6日，合肥市及经开区主要领导和兆易创新朱一明董事长研讨合肥的存储器项目发展战略，形成”506”项目，项目的发展目标就是为国内自主发展主流 DRAM 存储器IDM。
2017年，合肥产投(合肥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兆易创新签署为期五年协定，双方将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开展19nm制程存储器，专案预算共计人民币180亿元。项目所需投资由兆易创新与合肥产投根据1:4的比例负责筹集。
项目约定研发及生产的DRAM产品优先供给兆易创新销售，价格参照市场行情且给予最佳优惠。合肥长鑫也将优先承接兆易创新DRAM产品的代工需求， 合肥产投唯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合肥市政府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注册资本为108.54亿元。毫无疑问，长鑫存储的DRAM项目投产之后，合肥市也将成为全国DRAM产业最先进的城市，实现了对沿海一线城市的赶超。
这也是合肥市坚持投入的结果，实际上在和兆易创新合作之前，合肥市就在到处寻找机会，包括把台湾的半导体人才，以及日本尔必达的半导体专家请到合肥，开展存储器创业。
以上内地城市在产业上领先一线城市的案例，有什么共同点？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新兴的领域获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当一个产业兴起的时候，即使是沿海的一线城市，也未必占据多大的优势，因此内地城市在新兴产业集中投入，可以做到和沿海同步发展，甚至实现领跑。
当然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包括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制药业等等，都存在大量的机会，在这些方面，即使是沿海城市，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同样大大落后，因此内地大城市只要紧抓时代机遇，是有机会实现并跑甚至领跑的。
内地的大城市，除了不断的引进沿海强势龙头自主企业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之外，还要勇于投资和敢于投资领先的产业，这样才会最终实现赶超。
中国的半导体等产业的全面崛起，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有10年，换句话说，内地城市在半导体等领域实现和沿海城市并跑的窗口期也就只有10年的时间，等到中国半导体产业大业已成，格局固化，那个时候再去沿海省份招商引资，毫无疑问会比今天困难的多。
最后简单的说几点：
1.中国内部的产业转移很难，导致内地高收入工作机会以体制内+房地产基建为主
这个已经在文中说明过了，从沿海到内地的产业转移不会自发的发生，而是需要内地的城市付出巨大的努力和风险，在八个要素中的某几个关键项提供远远优于沿海地区的条件，才有可能争抢到部分专业的转移。
本文中的所有产业转移案例，无一不是因为地方政府做的非常出色，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要牢牢树立一个观念，基建和房地产，所有城市都会做，但是如果不引进和发展先进产业，老家的繁荣不过是依附性繁荣。为什么中国的城市都修建的非常漂亮？为什么老家的基建越来越强？为什么老家过的好的往往都是体制内人士和房地产从业人员？
如果看每年的春节回乡见闻，基本上都会发现，老家堵车非常厉害，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了，同时你会发现更多的路修建起来了，新建了新城，非常漂亮的现代化小区，同时堪比沿海城市的购物中心创建起来了，整个城市修建的非常漂亮。
我的老家就是这样，长江边上的新式购物中心修的非常漂亮，过年的时候进入购物中心地下车库堵车非常严重，购物中心的豪华程度不亚于深圳。
小区的周围新建了新城，完全按照新式标准修建，马路非常宽阔，同时绿化和鲜花带按照高规格修建，马路旁新修的花园小区，绿树成荫，同时新城修建了各种体育馆，少年宫，可以说在硬件条件下不输沿海城市。
各种幼儿园，中小学的硬件设施也上了一个层次。
但是这背后，却是老家城市的底层的工资增长非常缓慢，超市的收银员，保安，餐馆的服务员，工厂员工的工资，依然停留在2000多元的水平，比起十年前可以说进步并没有太明显。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个是体制内人员的薪资上涨，由于家里亲戚同学大多在体制内，除了一些最为基层的公务员，在一个还可以的单位，年终奖能够达到数万元人民币。
我母亲就跟我讲，某单位有的人仅仅晚退休了一两年，结果退休工资竟然高出了一两千一个月，直接引起了早退休一两年的员工的集体抗议，结果不得不削减了下来。
实际上如果看全国各省市的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薪资，你会发现内地和沿海省份的差距比你想象的要小很多。这也是为什么老家亲戚总是希望孩子们进体制内的原因，这是理性的选择。
一个是房地产从业人员，各种包工头不用说了，凡是在老家从事房地产技术工种的，搞装修的，卖家具的，搞室内设计的，当中介的，普遍性的收入高于当地水平。
想装修一下，老家随便一个有技术的工人一天即使几百元人民币，跟沿海城市的人工成本差不了多少，而且技术还不一定让人多满意。
其背后的原因，虽然每年国家都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时外出务工人员也带回大量汇款，但是由于本地缺乏先进产业，因此财富的分配缺乏载体，往往只能通过基建和房地产来实现拉动经济发展，这会导致财富分配不自觉的向体制内人士和房地产从业者倾斜。
而广大的普通人，则是只能分享城市硬件和基础设施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又不在体制内，那么在现金收入上则收益相对没那么大。
不管是前些年的振兴东北，还是中西部开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但是在缺乏先进产业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通过房地产和基建来拉动GDP，转移支付的财富很难分配到个人的手里，所以会出现国家往东北一投钱，海南屋价涨一波的段子，其实这不是东北的独有现象，这是全国所有内地省份县市的共同现象。只不过不是在海南买房，而是在省城买房。
体制外普通人，以及非房地产从业者能感受到的，就是本市地铁修通了，高铁开通了，高速公路有了，购物中心开张了，新小区越来越漂亮了，学校硬件越来越好了。
内地很多城市的硬件建设，甚至可以说赶超欧洲美国的水平，明显的高于和超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好事，但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分配到个人的财富变少了。
一个木桶，有一个木板明显的超出，未必是好事。
有的内地县市，在房地产和基建之外，开发出了旅游业这个新产业，这个产业有多重要呢，以陕西省为例，根据《中国旅游报》的报道：
2018年，陕西省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6.3亿人次，同比增长20.54%，旅游总收入5994.66亿元，同比增长24.54%。其中国际旅游收入31.26亿美元，同比增长15.61%。2017年，旅游业直接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41%，如果算上对运输和其他各种消费的拉动，能够占到GDP的15.48%；旅游就业占到全省就业总人数的12.33%；旅游业直接实现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27%。
如果没有先进的产业，那么只能通过房地产，基建，旅游业等来进行财富分配，考虑到我国内地省份大量是人口大省，仅靠以上的产业进行财富分配显然是不够的，提供的中高端岗位也比较有限。
所以每年回老家，看的不只是城市的建设更漂亮了，步行街更多了，夜景更美了，也不只是汽车变多，更多的应该关注当地是不是引进了沿海的先进产业？是不是发展出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
如果这两者的回答都是否，那么老家的繁荣不过是依附式的繁荣，本质上是跟随沿海先进产业的发展而发展。
2.不只是要引进产业，还要有引领先进产业的志气，紧抓新兴产业崛起的机会，实现对沿海的赶超，创建产业链聚集+高级智力资源的先发优势
这方面内地的大城市，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成都对锤子科技和人人车的投资失败在广为诟病，但是我认为，成都这样的战略方向没有错，只是战术执行上需要调整。
国内外做风投的专业机构和人士，哪个没有大把的失败案例，当年国内没有人投资马云，让雅虎和软银占了先机，获得了多少倍的超额利润。
马云当年不是没有找过国内的各种投资人，只是没有人相信他，毕竟眼前这个能说会道的外星人，谁知道他是不是骗子呢？
武汉市如果没有持续10年对武汉新芯的支持和投入，又怎么会有今天长江存储这个全国最大的存储器研发和制造项目的落地，吸引了大量一流半导体人才聚集。
投资房地产和基建，确实最安全，然而敢于投资萌芽期的先进产业，更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当前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是发展重点，这个新兴两个字对全国来说都是一样的，整个中国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因此某种意义上，内地大城市和沿海大城市的起跑线差距并不大，这是内地的机遇。另外一定要花精力建设出本省的全国甚至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高级智力资源，这将在产业竞争中占据极大的优势。
当年新中国在长春筹建一汽的时候，就一并创建了大学，用于支持人才，今天的长春工业大学前身就是当年为支持一汽建厂而设立的技术培训学校。
同时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内地具备好大学的大城市，在竞争中明显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尤其是成都和武汉。
3.中国能否成为雁阵终结者？如果中国内部的产业转移很难，那么印度和越南呢？
网上始终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会是最后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理由是产业转移会在中国内部完成，国外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了。
那么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对于产业转移的吸引力究竟如何呢？
其实我们看下八要素，如果都想争夺中国沿海地区的中低端产业转移，那么至少在低端产业的部分，中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东南亚印度等并没有太大优势。我们可以一项项的看：
普通劳动力成本：这个毫无疑问，即使是中西部省份，工人工资也需要达到3000元以上，高东南亚印度一倍。
土地成本：这个可以打平，都可以提供廉价土地。
能源成本：这个可以打平或者略为胜出，中国由于电网基础设施好，中西部可以说更优。
资金供给：来自政府的补贴和信贷支持，对于不需要太大资金投入的低端产业，可以打平。
制度成本：中国中西部略为胜出。
产业链和物流成本：这个可以打平，因为本地都不一定有相关产业链，甚至东南亚在物流方面更优，原因为海运成本大大低于中国国内的陆运成本。
以越南为例，为什么耐克和阿迪大规模的转向越南生产，其实不少原材料还是需要从中国沿海进口，但是因为越南离中国近，走海运反而运费并不贵，而我国中西部地区陆地物流费用比海运要贵，这是我国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
同时产业链集聚，我国中西部地区可以争取，越南印度同样也可以争取，例如越南就成功的争取到了三星这个超级平台，拿到了电子科技产业链集聚的入场券，2108年越南已经拥有了国内外数百家上游的电子零部件企业给三星供货。
税收：拥有庞大本土市场的印度和越南，可以通过关税壁垒引导国外产业链在本国落地，尤其是印度，在这方面占据优势。
关税可以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中西部地区争夺产业转移的大杀器，对于拥有庞大本土市场的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可以以关税为武器，大大的提高成本，可以是10%，20%甚至更高，这个影响力能很容易的超过上述八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形成巨大的优势，对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就非常大了。
印度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2014计划之后，就通过不断提高关税，不断逼迫三星，小米，OV等厂家在印度设厂，印度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前三位的手机生产国。
另外美国的中美贸易战，美国市场进口关税的提高，也可能会导致我国低端产业链向越南迁移，这个势必会有影响。
高级智力资源：对于低端产业这个影响不大，都很快可以培养起来，因此也可以打平。
也就是中西部和东南亚等国家比起来，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八要素中虽然可以在某些要素中占据优势，但是还不到绝对优势的地步，而在劳动力成本和关税（税收）这一项是远远比不过东南亚和印度。
当然了，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和效率也会影响劳动力成本，但是我认为东南亚和印度的劳动力都比较吃苦耐劳，只要教育得当，即使总体效率不如中国工人，但是也不会到级差的地步，总体来说仍然会有较大优势。
所以我认为越南，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端产业并不是没有机会，相反只要运作得当，是有很大的机遇的。
当然，这些国家不是没有风险，尽管和中国内地中西部省份比较各有优劣势，但是和中国沿海地区比较，他们还是存在差距，一个是中国在大规模搞机器换人，目前中国制造2025中包括了智能制造的内容，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在业务增加的同时，员工人数反而在减少。而同时越南和印度这些国家的人力成本也在快速增长。
中国的机器换人每进步一分，这些国家的人力成本每上升一分，那么劳动力成本优势会缩小。
同时机器换人，会带来产品质量的进步，这会导致产业转移的动力减少。
实际上现在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
一个是中国沿海地区在逐渐完成产业链聚集，同时在迅速完成国产化替代。
越南在鞋业和服装生产制造方面，崛起速度很快，其背后的原因是这是产业链相对比较简单的产品，同时加工比较依赖人工；而在零部件数量众多，产业链远远更加复杂的电子产品领域，其接受产业转移的表现就不如服装和鞋类。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除了三星以外，世界前五大手机品牌中的其他四家仍然都在中国生产。产业链一旦完成集聚，其物流成本会降到最低，一定会比分散开更低。
由于有产业链聚集的优势，即使是产业链相对比较简单的服装和鞋类，中国沿海地区现在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只是有部分转移到了越南，印尼等地。
一个是在电子科技领域，中国公司已经掌控了下游的品牌和平台，华为，小米，OPPO, VIVO等公司的全球份额越来越高，同时在中美贸易战尤其是中兴事件的刺激下，为了确保供应安全，中国公司都在要求供应商确保在中国大陆的产能，实际上是控制产业链不要向外转移。
像越南虽然手机为核心的电子代工产业高速发展，但是却是高度依赖三星，而三星的手机现在却是处于衰退的状态，这对越南电子产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现在越南电子产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三星向越南转移产业链的速度，但是三星的消费电子产品在全球总体上却是在不断衰退的。
印度也是一样，即使以关税为武器，不断迫使中国手机公司+三星+苹果在印度设厂，但是这样的产业转移的极限，也就是满足印度市场的需求。
这样的产业转移，一个是规模有限，一个是高度依赖外资。
除非越南，印度这样的国家除非能够打造出本土的知名品牌和平台，否则在产业价值链上很难上升，毕竟不只是获取利润需要打造自有品牌，上游的本土零部件产业链，也需要依赖本土品牌才能大发展。
这也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电子科技产业升级的客观规律：
打造出了自己的一流品牌，才能带动本土自有产业链的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否则会永远停留在代工阶段。越南，印度能否打造出能打败中国华米OV的品牌，我多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以印度为例，前几年还有本土品牌，现在几乎全部处于被中国公司消灭的状态，未来再次崛起是有难度的，毕竟中国公司不会像西方公司那样，产品留下巨大的利润空间，给后来者的发展提供机遇。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简单思考。
